（一）

《紅樓夢》每一章節中字里行間的細微情節，都可能成為一面反映清代社會現實的歷史之鏡。而對于一名司法工作者來說，同樣可以從書中描寫的為數不多的刑案中，近距離一窺清代司法體系在運行過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。比如那起最具代表性的“葫蘆僧”亂判的“葫蘆案”，以及另一起發生在榮府衰敗時期的盜案。

一向里三層外三層看管嚴密的榮府，卻遭遇了一起令其損失慘重的入室盜案。

那是發生在《紅樓夢》第一百一十一回“鴛鴦女殉主登太虛，狗彘奴欺天招伙盜”中的事。

賈母因病亡故后，賈政攜寶玉、賈璉等子侄發喪出殯，眾孝男等當晚都在鐵檻寺守靈，榮府中的男人幾乎走光，只留下鳳姐、惜春等女眷看家。話說寧府管家周瑞的干兒子何三，原本指望在賈母的喪事中撈點營生，發點小財，卻不料“探了幾天信，一些也沒有想頭”，不禁大失所望。加之去年自己曾經因與鮑二打架而被賈珍打了一頓后攆出，遂更對賈家心懷怨恨。于是在賭場上被人挑唆后，決定家賊引路，趁夜摸黑帶一幫賊人進入榮府盜竊。

后幸虧從江南甄家被抄后投奔榮府的奴仆包勇持棍追賊，并將何三打落房下身亡，其余盜賊抵抗一番后，慌忙攜盜取賈母房內的幾箱金銀首飾一哄而逃。

榮府管家林之孝趕忙報了營官，營官隨后趕來勘察現場。在房瓦破碎不堪的案發地，發生了這樣一段榮府仆人與營官的對話。

上夜的人們齊聲說道：“這不是賊，是強盜。”營官著急道：“并非明火執仗，怎算是盜。”上夜的道：“我們趕賊，他在房上擲瓦，我們不能近前，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。趕到園里，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，打不過姓包的才都跑了。”營官道：“可又來，若是強盜，倒打不過你們的人么。不用說了，你們快查清了東西，遞了失單，我們報就是了。”

這段榮府仆人與營官的對話，很多《紅樓夢》的讀者可能未曾留意、一掃而過。殊不知，營官這短短的幾句話中，卻暗藏乾坤、另有玄機。

首先，我們先弄清楚一個問題：這伙進入榮府行竊的賊人，究竟是賊還是強盜？

答案當然很清楚，他們是強盜，一伙貨真價實的江洋大盜。

這一點從那個慫恿何三行竊的賭徒話中可知，他的這些朋友不但都有“通天的本事”，其中還有“海邊上的”（海盜）。

而結合具體案情來看，這伙賊人在榮府行竊時的膽大妄為，也近乎“明火執仗”了。他們不但用“擲瓦”的手段使仆人們“不能近前”，還與前來抓賊的仆人包勇“打仗”，“掄起器械，四五個人圍起包勇亂打起來”，并試圖將被抓的同伙搶回，只是后來因為打不過才跑了。另外，賊人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，看到了當晚留宿的妙玉，“頓起淫心”，準備踹門進屋時，“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，所以賊眾上房”。盜賊的這些行為，已經不局限于偷偷摸摸地入戶盜竊財物，而是明火執仗地團伙搶劫，甚至還有“強奸”“綁人”等其他犯罪意圖，是再明顯不過的強盜行徑。

而面對這些連榮府仆人都能判斷清楚的問題，那位負責勘察犯罪現場，并給案件定性的營官態度卻十分反常。他先是急著否定榮府仆人的判斷：“并非明火執仗，怎算是盜。”后又勒令榮府仆人：“不用說了，你們快查清了東西，遞了失單，我們報就是了。”

營官這種令人疑惑的態度只能說明一件事：他極力避免把進入榮府的這伙賊人認定為“盜”，而想盡快以“賊”定性結案。

有讀者認為，營官之所以這么做，或許是因為怕麻煩，不愿把發生在榮府內的事情鬧大而已。筆者認為，這話有道理，但卻只說對了真相的十之一二。在這段充滿玄機的對話背后，其實暴露了清代地方刑事司法系統中一個積弊已久的問題。

（二）

清朝地方司法系統，一直存在著一個人盡皆知卻無法解決的惡劣現象：諱盜。即轄區發生了強盜入室搶劫財物甚至殺、傷事主的案件，地方官吏往往也不愿意據實立案、如實上報。他們或者建議、誘導甚至壓服事主，將報案收回，或者干脆將“盜”認定為“竊”，將入室搶劫認定為入室盜竊（榮府發生的盜案便是此種情形）。更有甚者，有少數品行惡劣的官員，會用“諱盜誣良”的方式，將有事主被強盜強奸、殺害的盜案，變成強奸、故意殺人等其他性質的案件，并把罪名轉嫁到無辜良民甚至事主的親屬身上，最終造成滔天冤案。

了解過“諱盜”這個清代地方司法系統的怪胎和毒瘤，也就不難理解，那名負責榮府竊案的營官，他話里的深意和玄機了。

其實，依照《大清律例》和《吏部處分則例》中的規定，清代對地方官員諱盜誣良的行徑有著極其嚴苛的懲罰規定，按“故入人罪”中的“全入”論處，而且被發現后會即當反坐。即便單純“諱盜”不報或定“盜”為“竊”，被發現后，初審官員也會遭到革職永不敘用的懲處。但即使在這么嚴苛的律例懲戒之下，清代地方政府官員，為什么還要膽大妄為、欺上瞞下地“諱盜”呢？

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、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鄭小悠在她的著作《清代的案與刑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）中，對此問題曾有過專門描述與分析。她認為，原因有二：

第一，是清代官員的考績制度使然。根據清代律例和處分條例，轄區如果發生強盜案，地方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內破案，就有“疏防”之罪，要被本省督撫題參，由吏部給予處分。但根據當時的刑偵技術，破獲盜案是非常困難的，即便抓獲了盜賊，官員還要防范自己因盜賊劫囚、越獄或被捕役虐待致死等意外事件而遭受處分。

第二，是清代地方財政制度使然。乾隆以后，隨著人口的不斷激增，地方社會治理成本日益暴增，而由戶部統一支配的清朝僵化財政制度，早已不適應地方治理的現實處境。強盜案件作為涉及人數最多的死刑案件，大致要經過縣、府、按察司、督撫四級審理，若再有“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”等原因，任何一級都可能將案件往返駁詰，大量案犯、案卷、證人在各級衙門間往返輾轉，司法成本非常高。本就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，顯然不愿自找麻煩、自掏腰包地辦理盜案。

綜上，分析了兩個原因后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清代地方發生盜案后，政治后果嚴重、破案審案成本高、地方官員費力不討好，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官員面對盜案時，都在想盡一切辦法將大案化小、小案化無的心理了。

（三）

清代法律制度較之前朝更加的嚴密與優越，清人陳其元在其所著《庸閑齋筆記》中曾說：“今人詩文、制器均不如古，惟有三事遠勝古人：一律例之細也，一弈藝之工也，一窯器之精也。”但就是清朝這樣嚴密與完備的法律制度，卻依舊無法避免滋生出“諱盜”這樣的畸形產物。

清代地方官員“諱盜”的情況嚴重到什么程度呢？鄭小悠在《清代的案與刑》一書中給出過一個數字：道光年間的名宦張集馨，在四川任按察使期間，僅簡州一個州，一年內就發生過劫案三百余起，皆未通報。

可見，再完美的司法制度，若不與社會現實結合，不考慮地方基層法律實施者的現實處境，只會讓嚴密嚴苛的法律在實施過程中走樣、變形。為了保住烏紗帽，清代地方官員或被動或主動地“諱盜”甚至“諱盜誣良”，用“司法造假”來掩蓋盜匪盛行的嚴峻社會現實，最終激化民眾與官府的對立，導致社會治理失序甚至失控的嚴重后果。

張宏偉

（作者單位：太原鐵路運輸中級法院）